高水平對外開放與中國制造業的未來_行業新聞_常州機床展|常州機器人展|常州智博會|常州工博會||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展|名大會展歡迎你

導語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中國將如何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推動形成更高水平的開放新格局？

從制造業的角度，如何認識新時期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如何在高水平開放中“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

對于這些問題，中制智庫對相關專家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如下梳理。

周小川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對外開放要往前走，避免倒退；全球價值鏈研究非常重要、很有價值，但需要進一步深入。

主張世界貿易投資和開放格局要向前推進。通過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全面地推進落實RCEP，積極地推進對外開放。

全球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對對外開放形成一定的負能量，但這不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也不取決于我們。盡管國際局勢很復雜，但是中國要更加對外開放，要在更高水平上對外開放。

現在美國拉著西方結成同盟、共同進行管制，有可能又逼著貿易體制向團伙狀況發展。有很多其它國家明確表示不愿意選邊站隊，但是也面臨著選擇困難。我們要先想好這個問題，看看這個趨勢是怎么演變的。

現在全球價值鏈已全面融合，形成了難以分割的狀態。各國通過實現比較優勢，發揮出全球化分工的作用，同時也特別注意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有些國家試圖分割價值鏈，或者供應鏈，但總體上而言，還是觀點各異。

要重視長期的競爭力，不同的貿易體制，最后體現的不是一時一事的優勢與劣勢，而是從長遠來看的競爭力與效率，是看它如何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其它主要目標結合得更好。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來講，跨國公司可以看做一個很正面的、積極的力量，使得全球生產格局、價值鏈、對外開放程度都有了很大的進展。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到現在，很多輿論都在打擊跨國公司，甚至美國試圖把跨國公司召回美國生產，這是一種逆全球化的動向。

真正對價值鏈挑戰更大的、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領域涉及很多服務，是互聯網上提供的各種服務，無論是從海關統計、服務貿易統計，還是從外匯統計，都很難核算清楚，因為大量的服務不收費?，F在對于數字經濟的政策處理還有很多不明確之處，辦法還不多。這是我認為更重要的對價值鏈研究的沖擊。

易小準

世界貿易組織前副總干事

商務部原副部長

分享“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成功經驗”，加入WTO促使中國成為國際制造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探討“全球價值鏈的發展趨勢和中國定位”。

成功地進入全球價值鏈是中國加入WTO以來取得高速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加入WTO本身就意味著你一定要開放，加入的30多個成員也都做了同樣的開放，它們的經濟和貿易的發展速度，按照統計看一般來說要比老成員快。但是為什么中國會比其它的新加入方發展的更快更好？這個問題是世界上一個難解之謎。

無論從哪個視角來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中國全面融入全球價值鏈對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進步都產生了深刻和全面的積極影響。

在十幾年以前，當時社會上曾經就中國加入全球價值鏈的利弊有過一場很大的爭論。當時有一些同志認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里面所處的分工環節通常是產業鏈末端的勞動密集型組裝加工行業，雖然我們可以賺到一點小錢，但是會把中國的產業長期固化在最底層，沒法實現產業的升級……但是之后發生的情況和他們擔心的恰恰相反，全球價值鏈成為了促進中國技術進步和提高產業競爭力重要的潤滑劑。在全球價值鏈技術溢出的效應之下，中國在價值鏈中的位置不斷地提升，在中國實現的增加值和制造產品的技術含量也在逐年提高……事實證明，中國所選擇的這條道路是對的。

當前因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原來運行良好的全球價值鏈受到了很大的干擾，在國際上引發了關于全球價值鏈的安全與效率如何再平衡的討論……全球價值鏈正在呈現短鏈化和區域化的趨勢。在這樣的深刻背景之下，學界要抓緊研究中國的對策，以及中國未來在全球價值鏈的定位。

新冠疫情大流行確實暴露了目前全球價值鏈所存在的一些脆弱性，但是跨國公司可以通過供應鏈供應來源的適當多元化來增強全球價值鏈的韌性，減緩突發疫情或者類似的自然災害所帶來的沖擊。但是強行要求供應鏈回歸本土是違背經濟邏輯的，自給自足的政策不會增加價值鏈的安全，只會增加本國的生產和貿易成本。

在這一輪全球價值鏈大重組的浪潮中，中國應該堅定不移的把握住對外開放的大方向，通過持續開放降低中國的貿易和投資成本，把中國繼續打造成世界貿易和生產成本的洼地，讓跨國公司繼續把它們的地區總部、研發中心和生產鏈留在中國。中國也應當沿著過去二三十年走過的成功路徑，牢牢的嵌在全球價值鏈之內實現自己的產業升級。

江小涓

全國人大常委、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服務經濟與數字治理研究院院長

要想適應數字全球化的趨勢、一定要推進高水平的開放。數字技術正在推動全球產業全鏈深度分工。我們在科研、創新、制造、服務、頭部企業等方面都有獨特競爭力，在數字全球化中有許多機遇與挑戰。

對于數字時代的高水平開放可以總結為：

第一，數字時代“跨境鏈接”、“跨界鏈接”的成本極大降低，收益顯著提升，數字全球化時代到來，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和產業分工的新一輪紅利出現，而且這個紅利比較持久和廣泛，推動力量也很強大。

第二，我們的產業一定要更加開放，連接更多的資源和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樣才能提升數字時代的全球競爭力。

第三，以中國的體量和位勢，可以成為數字時代國際經貿環境的重要塑造者，產生日益突出的國際影響力，我們需要通過進一步的高水平開放，為我們自己也為世界創造數字時代的良好國際環境。

高宇寧

清華大學服務經濟與數字治理研究院副院長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

全球價值鏈貿易當中貨物貿易的增速會低于全球GDP的增速的原因是由于越是復雜的、多次跨境的全球價值鏈貿易，在整個貨物貿易統計核算體系中會被進行重復計算的次數就越多。因此，在出現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復雜全球價值鏈的下行速度會更加的快于GDP的下行速度。全球的貨物貿易在2001-2017年間出現了一定的增速停滯或者低于全球GDP的增速的現象。這個背后的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制造業產品的分工是有一定極限的，但是由于有新的數字貿易的出現，會幫助全球價值鏈貿易突破制造業的分工極限，推動新型的貿易形式出現。

他認為對于新發展格局下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與治理的理解可以總結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新發展格局下全球價值鏈的分工是虛實雙層，供需雙側和內外雙向的“雙循環”。制造業服務化帶來的重要變化是使得跨國公司的全球要素收入獲得與生產環節分離，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對國家間的經濟關系和相應的貿易或國際收支的治理體系。

第二，新發展格局下全球價值鏈的治理將是收入視角下貿易投資的一體的體系。將來不僅要從制造業生產的角度來看待全球價值鏈，還要從無形資產、數字平臺、知識產權等生產以外的部分來看待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與治理。

陳德銘

清華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

商務部原部長、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原會長

從后疫情時期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演進趨勢來看。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正在經歷重塑，出現了新的變化特點：

一是在空間布局上，短鏈的區域化分工更加明顯。由于多邊貿易體制無所作為，區域貿易協定蓬勃興起，全球生產分工趨向于區域化發展。全球生產網絡已形成亞、美、歐三大區域中心。

二是在分工布局上，本土化多元化趨勢進一步顯現。全球價值鏈逐步轉向本地化，表現出鏈條收縮和“內化”趨勢。近年來發達國家主導的制造業回流和“再工業化”，推動越來越多的全球價值鏈生產活動趨向本地化。

三是在影響因素上，非傳統變量的作用更加突出。近年來，經濟全球化缺乏治理的負面效應日益受到關注，科技、氣候、傳統文化、地緣政治乃至民族宗教等非經濟因素，對各國正常的經貿往來施加更多影響，也給全球價值鏈的演進增添了新的不確定因素。

從數字經濟和技術將引領全球化趨勢來看。當前，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跨越國界、連接萬物，推動全球化不可逆地繼續前行，催生一系列數字經濟新變化。

一是拓展了全球化視角的深度和廣度。數字技術推動各類資源要素快速流動、各類市場主體加速融合，打破時空限制，實現跨界發展。

二是引發了很多深刻的產業變革。人工智能、物聯網、虛擬現實、無人駕駛、量子計算和通信、高端機器人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走出實驗室，相繼實現產業化。

三是催生出許多新業態和新模式。移動支付、跨境電商等業態改變了傳統的商業模式，極大地方便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智慧醫療、數字體育、協同辦公等新模式不斷涌現，大幅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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